1937年南京保卫战:唐生智临危受命,城破背后的错位与遗憾
冬天的南京,风透骨头。那一年腊月初,街头巷尾卖糖炒栗子的摊子还在冒着热气,但没人有心思凑上去。小孩们躲在墙角看大人搬东西,有些妇女已经收拾细软准备逃难了。谁都知道,这座城快要出事。
蒋介石站在紫金山下的指挥部里,看着地图发呆。他不抽烟,只是一直搓手。有老参谋回忆,那天他把茶杯盖敲得咣咣响,一直问:“守还是撤?”外面有人说,“蒋委员长要硬扛一把。”其实没人真想打这仗——李宗仁、白崇禧,还有那个德国顾问法肯豪森,都觉得没戏。
偏偏最后拍板,让唐生智当了南京卫戍司令。这人啊,说起来是个“狠角色”,嘴皮子溜得很,当年长沙起义的时候还跟过左派。但自从被蒋介石收编后,他就再没摸过前线枪炮。一晃十几年,手底下的兵都换了几茬,他自己倒像个政客多过将军。
任命下来时,有人私下嘀咕:“怎么不是薛岳?”薛岳那会儿刚打完淞沪,会带兵;李宗仁更不用说,是广西出来的大佬级人物,可惜脾气太倔,不听调度。唐生智能当上,多半因为他肯配合表态——死守到底,好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。
别看档案里写着“11万守军”,实际上,各路部队拧不到一块儿去。德械87师、88师最精锐,但士气早已消磨光;川军和粤军本来就互相瞧不上眼,经常为了粮饷吵架。有老兵后来回忆:“那时候饭都吃不饱,还想着拼命?谁信。”
装备差距也大得离谱。据江南造船厂留下来的记录,当时重炮只剩12门,还都是旧货。而日军呢?七百多门炮往城外一摆,每天轮流轰炸,连鼓楼附近的小学操场都成了废墟。有次空袭警报拉响,我家老太爷赶紧带全家钻地窖,说现在飞机像苍蝇一样嗡嗡叫,“一点办法没有”。
更尴尬的是指挥系统乱成了一锅粥。“节节抵抗,据点死守”——听起来挺唬人,其实就是让各路杂牌分散布防,然后等死。不少团长晚上偷偷喝闷酒,说:“反正活不过明天。”曾有教导总队的营长提议夜袭麒麟门,被拒绝。他回来骂娘,“纸上谈兵,不如放羊。”
还有件事很少有人提。当时市区口音混杂,到处都是四川话、广东话和湖南土语。我三姨婆住秦淮河边,她说每天都有陌生士兵来讨水喝,也分不清哪支部队。“有一天来了两个年轻娃娃,一个哭一个笑,说想妈妈。”她给他们盛了一碗稀饭,那俩孩子第二天就再没见到过,大概冲锋阵亡了吧。
其实机会不是没有。据《中山日报》记载,有一次粤军83军提出偷袭日方前线指挥所,如果成功能拖住敌进攻一天。但副司令怕担责任,把方案压下去了。同样教导总队也想搞夜袭,都被否掉。这种踢皮球式决策,在官场常见,可到了战场就是灾难。
最荒谬的一幕发生在撤退前夕。本来说好销毁所有渡船,以示必死决心,可据江边渔民张二狗(后来定居浦口)讲,他亲眼看到十二号晚上有小火轮悄悄靠岸,上面下来几个穿便衣的人,其中一个戴呢帽,很像照片里的唐司令。他们走得飞快,一句话也没留,就顺江而去。而普通士兵只能挤向挹江门,被堵成肉酱,有人甚至用刺刀捅开自己人的肚子,只为抢条出路。当晚冰冷刺骨,不知多少尸体漂浮江面,无声无息沉入水底。
溃败之后,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流传民间。一些幸存者讲,他们藏身安全区,却仍被搜捕杀害。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》的卷宗里记载,大约七万人是脱掉制服后依然遭遇厄运。我舅公年轻时做翻译,据他说那些日方宪兵抓捕国人的时候,经常用绳索串联数十名俘虏推进河里,一个接一个,再无人喊叫。他多年后梦魇不断,总觉得脚边湿漉漉的,全是血腥味道。这种心理阴影,一辈子忘不了。
至于高层嘛,各自安好。唐生智逃出生天,此后一度淡出政坛。在重庆避难期间,他偶尔现身麻将馆,据旁观者称,人瘦削不少,总爱叹气。有朋友劝他写回忆录,被婉拒,只丢下一句:“往事如烟”。坊间传言,当年陪同他一起渡江的小舵工姓鲁,如今还健在,每逢冬至必烧香祭奠那些沉入长江的人马,自言“替死人赎罪”。
历史书不会细写这些琐碎,但乡野老人却记得牢。今年清明,我母亲照例去雨花台扫墓,看见碑文旁落满残花泥泞,小贩兜售纸钱和香烛。我随口问她对那段岁月怎么看,她只是摇头,道一句“世道艰难”。许多事情,本来也许可以避免,却终究变作昨日黄花,无力追究是谁选错了谁,又是谁误了一座城池、一群百姓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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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史料参阅: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》《中山日报》1938年2月号、《陈长河:唐生智与1937年南京保卫战》(2005)、地方村民口述及家庭回忆片段等整理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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